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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心田与《闪闪的红星》

时间: 2019-07-22 15:00:14 来源: 文艺报 作者: 编辑: 王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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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心田

作家李心田7月3日在济南离世,享年91岁。李心田的离世,对当代儿童文学无疑是重大损失。他留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记忆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小说《闪闪的红星》。李心田生前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这本书生命力很强,表达了人民的心声,有它存在的价值。”

李心田1929年出生于江苏睢宁,是毕生从军的军旅作家,同时也是一位成绩斐然的儿童文学作家,从1957年开始发表作品起,李心田就将创作集中于革命战争年代的儿童英雄叙事。1961年发表?#20174;?#25239;日少年战斗生活的独幕话剧《小鹰》,1962年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与《小鹰》内容相同的儿童小说《两个小八路》。197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说《闪闪的红星》。1986年,明天出版社出版《船队按时到达》。

《闪闪的红星》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叙述了农民孩子潘冬子如何一步步被逼向革命,最终成为红军战士的成长历程。故事发生在1934年的江西柳溪村,主力红军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红军战士潘行义留下7岁的孩子潘冬子,参?#26144;?#24449;走了。继续坚持斗争的母亲不幸被“还乡团”头目胡汉三活活烧死。发誓要为母亲报仇的冬子点燃了胡汉三的房屋,逃了出来,向着延安方向去找父亲,不料中途和一个村庄的保长发生了冲突,幸亏红军家属姚公公相救,并把冬子收留在家中养伤。从此冬子生活在姚家,称公公为姨夫。姨夫给冬子讲了很多革命故事,冬子决定“我要去延安,我要找游击队,不只是为了替妈妈报仇,而是要去革命”。怀着这样的心愿,冬子跟随姨夫一起投入了新的战斗。父亲长征前给了冬子一枚红五星,冬子?#28216;?#29645;宝。终于,冬子带着那枚红五星找到了部队,成长为一名英勇的红军战士,而胡汉三则被新生政权镇压,冬子终于为母亲报了仇。

《闪闪的红星?#26041;?#30340;是一个“复仇”与?#25226;?#29238;”的故事。冬子在残酷的现实生活中逐步懂得了只有将“小我”的复仇与整个阶级的解放、“大我”的复仇融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复仇与解放,而?#25226;?#29238;”的结果则是冬子与父亲一样投身革命。冬子的“复仇”与?#25226;?#29238;”的过程是一个少年的成长历程,从艺术结构而论,《闪闪的红星》是一?#24247;?#22411;的成长小说。

成长小说的艺术特征在《闪闪的红星》中全部从“我”的角度表现出来,与全知视角的客观叙述相比,这?#20540;?#19968;人称的主观叙事模式,使作者更容易从亲身经历者的视角展开观察与叙述,情感真切自然,叙事焦点集中流畅。全书的焦点是:冬子的母亲被害——冬子复仇火烧胡汉三——逃离家乡出走寻父——姚公公的引?#38469;?#20908;子顿悟——认识革命道理走向新的战斗。冬子作为一名母亡父不见的“孤儿?#20445;?#27531;酷的现实和惨痛的经历使他一夜之间“失去天真?#20445;?#20154;物心理从?#23383;?#36208;向成熟的变化过程具有必然的逻辑,走出绝境的惟一选择只能是投身革命。父亲留下的那枚闪闪的红五星,是革命信念的象征。姚公公和乡亲们的爱心与坚定的革命意志,促使冬子更快地成长与成熟起来。而“我”的叙事视角,给人特别的代入感和真切感,带来强烈的情绪化色彩与生命体验,有力而有效地增强了成长小说的内容亲历性、环境现场感与心理感染力。

《闪闪的红星》一经问世,在当时文学作品稀缺的年代,可谓一夜爆红。据资料显示,《闪闪的红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72年5月出版以后,全国有18家出版社来要印书纸型,累计印数在数百万册。同时又很快被译成英、日、法、德、越等文字,介绍到国外。

1974年,《闪闪的红星》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改编为同名电影在全国上映,引起轰动,各地在少年儿童中开展“学习潘冬子,争做党的好孩子”的活动。在1980年的“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中,电影《闪闪的红星》获二等奖。《闪闪的红星》还引发了儿童文学与儿童电影评论的一个小高潮。据统计,1975年围绕小说与电影《闪闪的红星》出版的评论集多达7种。就一部儿童小说与电影,展开如此大规模、全方位的评论,这不但是上世纪70年代文坛的一个奇迹,也是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的惟一现象。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在当时的确引起了人们对儿童文艺的广泛关注。

《闪闪的红星》是一部彩色故事片,为拍好这?#24247;?#24433;,不仅编剧、导演和演员付出了辛勤的?#25237;?#24182;?#27605;?#20102;智慧的艺术创造,而?#30097;?#24433;、美工、音乐等部门也都下足了功夫,通过景物、色彩、用光、音乐和音响等艺术手段的综合运用,成功地刻绘了潘冬子由山里娃成为红军战士的精神成长。

《闪闪的红星》中的音乐设计和艺术效果给人留下深?#36867;?#35937;。影片中的音乐?#32469;?#26159;主题曲,是塑造冬子艺术形象的重要元素。据资料介绍,1973年夏天,邬大为和魏宝贵应八一电影制片厂著名作曲家傅庚辰之邀,为《闪闪的红星》撰写主题歌歌词。整个影片的主调音乐就是以主题歌?#20351;?#31359;起来的,影片中的欢庆胜利、怀念红军、母亲就义、竹排流水、冬子参军等场景是影片音乐发挥作用的重点关节。这几场戏?#38469;?#20908;子精神震荡与情绪爆发的节点,当用任何语言、动作都难以充分表现主人公情感的时候,主调音乐与歌声水到渠成地响了起来,音乐语言?#38378;?#26368;好的情语、心语。母亲就义时的音乐与歌声极为震撼人心:“高举红?#26000;?#21069;迈,革命鲜花代代红。”这既是母亲的精神写照与殷切嘱托,又是冬子的满腔悲愤与革命誓言,将人物的?#24895;?#36716;变托举到了一个必然的高度。

随着电影《闪闪的红星》的上映,电?#23433;?#26354;《红星照我去战斗》?#38431;成?#32418;》,?#32469;?#26159;主题曲《红星歌》迅速唱遍了祖国大江南北。《红星歌》由邬大为、魏宝贵作词,傅庚辰作曲:“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红星是咱工农的心/党的光辉照万代/……跟着毛主席跟着党/闪闪的红星传万代。”这一充满蓬勃气势的进?#26143;?#33324;旋律与歌词,已成为传唱广泛的儿童歌曲与经典红歌,影响久远。

2007年,李心田的小说《闪闪的红星》被列入“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20445;?#30001;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重版后的《闪闪的红星》一印再印,成为长销不衰的经典儿童文学作品。

2018年,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上海芭蕾舞团将《闪闪的红星》搬上了舞台,同年10月24日晚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大剧场举行全球首演。2019年,作为献礼新中国?#38378;?0周年,《闪闪的红星》于七一期间在?#26412;?#22269;家大剧院隆重上演。这是一部饱含革命精神与红色情怀的大型芭蕾舞剧。舞台上,有红军战士的英姿飒爽,有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革命斗志、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更有潘冬子内心中炙烈的红色火种与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信?#30562;?#36825;也是一部满蕴芭蕾式的浪漫作品。如梦如幻的?#25104;?#32418;,绿意盎然的江水竹林,朴实雅致的中国色调,唯美精致的芭蕾经典样式,演绎着芭蕾艺术的浪漫情怀。上海芭蕾舞团的这部原创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舞剧音乐保留了《红星歌》?#38431;成?#32418;》《红星照我去战斗》的经典乐段,舞美、服饰、灯光的设计则以江西地域元素与芭蕾艺术诗意而浪漫的表达样式相融合,以中国芭蕾的独有语汇抒发了一曲炙热的革命情怀。

任何文学作品,能在一定时期产生重大影响,广为传播、?#25937;?#30342;知,必是由历史的与现实的、审美的?#22836;?#23457;美的、文学自身的和文学之外的诸多因素叠加互动产生的结果。李心田的小说《闪闪的红星》自上世纪70年代出版以来,一直受到广大少年儿童的?#38431;?#24050;经影响了两代孩子。由小说而电影而歌曲而芭蕾舞,从文学到电影到音乐到戏剧,“《闪闪的红星》现象”是当代儿童文学乃至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的一道特殊而闪亮的风景线,值得通过文学史论著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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